澎湃新闻记者 黄粤涵
“和两年前相比，最直观的感觉就是发展速度很快。”宝石商人陈琳回忆道。两年前她初到阿富汗首都喀布尔考察时，街头出租车极度匮乏。如今，喀布尔街头不仅出租车“肉眼可见地变多”且车身颜色统一，沿街更是一片大兴土木的景象，“步行十几分钟，就能看到一栋拔地而起的新楼。”
五年前的9月7日，塔利班宣布在阿富汗组建临时政府，曾承诺将确保国家实现“持久和平、繁荣与发展”。但复苏的表象之下，普通阿富汗人感受到的却是生存寒冬。联合国数据显示，目前该国四分之三的人口无法满足基本生存需求，失业率居高不下。
原本属于中产阶层的法蒂玛一家滑向赤贫的深渊：两个曾在跨国IT企业工作的哥哥，因公司失去政府合同相继失业，数年来拼命求职却一无所获。身为退休医生的父亲，也因公共养老金制度的停摆彻底断了收入。
法蒂玛全家仅靠姐姐每个月从海外汇来的200美元勉强糊口。“为了凑出电费和网费，我们只能买最基础的主食，平时吃不起鸡肉、蔬菜和米饭，只能吃干面包，就着茶。上个月，家里甚至一度揭不开锅。”法蒂玛告诉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
世界银行今年5月发布的报告，揭示了陈琳和法蒂玛体感脱节背后的原因：尽管私人消费与非农业活动推动阿富汗GDP实现了约4.8%的微弱反弹，但受持续干旱、地震灾害、外援断崖式下跌，以及数百万难民被动返乡等多重冲击影响，宏观增长的微薄红利已被彻底稀释，实际人均GDP反而下降了5.6%。
当地时间2026年9月5日，阿富汗喀布尔，记者们出席塔利班发言人扎比胡拉·穆贾希德在政府媒体和信息中心（GMIC）举行的记者会。塔利班政府发言人扎比胡拉·穆贾希德表示，过去一年有近199万阿富汗移民返回阿富汗，其中包括从巴基斯坦和伊朗返回的家庭。他称国内和国际组织已提供资金援助返回者，同时指出尽管人道主义需求持续存在，对阿富汗的外国援助仍在减少。
2008年至2010年担任阿富汗财政部副部长的古尔·马苏德·萨比特向澎湃新闻指出，GDP恢复增长与民众生活困苦并不矛盾：“GDP反映的是经济总量，却无法说明财富流向了谁。少数矿业企业利润增长，或者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投资增加，固然能够推高宏观数据。但如果这些增长无法转化为足够的就业岗位，普通人的生计就不会得到实质性改善。”
前阿富汗塔利班政府代理副外长谢尔·穆罕默德·阿巴斯·斯坦尼克扎伊则强调了外部原因。他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表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施加了不合理的禁令与制裁。加之阿富汗作为内陆国，进出口极度依赖邻国通道，伊朗、巴基斯坦等周边邻近地区的冲突动荡进一步加剧了经贸阻碍。
在萨比特看来，阿富汗当前的经济增长更像是在采摘“低处的果实”：随着部分闲置生产能力和市场机会被重新利用，经济可以在低基数上实现恢复性增长。但当这些容易获取的机会逐渐耗尽，贸易扩张、矿产开发和外部资金流入相继触及上限，增长便可能失去动力。要摘到“高处的果实”，阿富汗需要一架由投资、技术、现代教育、制度改革和国际联系共同构成的“梯子”。
“只有塔利班在政策层面作出实质性调整，尤其是恢复女性受教育和就业的权利、完善法律制度、推动阿富汗重返国际社会，并解决银行体系受限和人才持续流失等根本性问题，眼下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短期经济增长，才有可能转化为可持续的发展。”萨比特说。
当地时间2026年9月7日，阿富汗坎大哈，学生们在国际扫盲日前夕于一所学校上课，新学年开始。据塔利班政府教育部称，阿富汗温暖气候省份已启动新学年，但联合国报告显示，六年级以上女生仍被排除在教育之外，影响超200万名女孩。视觉中国 图
移民回流后的失业潮
“过去五年，政府维护了国家安全，稳定了货币，改善了基础设施，还通过建设工业园区为民众创造就业机会。当然，挑战和困难依然存在，但取得的成就同样值得肯定。”在塔利班重新执政五周年之际，阿富汗临时政府信息和文化部负责广播事务的副部长毛拉维·哈亚图拉·马哈贾尔·法拉希向媒体表示。
这五年，塔利班政府一直对外宣介其经济治理成果。然而，多名阿富汗民众告诉澎湃新闻，他们很难从日常生活中感受到经济增长带来的改善。
这些受访者本人或家人均处于失业状态。来自阿富汗东北部巴达赫尚省的青年哈桑曾攻读电气工程专业，但过去几年始终没能找到稳定工作。“就业机会非常匮乏。”目前没有固定收入的哈桑，甚至难以负担日常上网费用。“山里总是在打仗。因为贫困，一些家庭被迫卖掉子女，强迫婚姻的现象也屡见不鲜。”他告诉澎湃新闻。
国际劳工组织（ILO）的数据显示，2025年阿富汗的失业率达到13.35%，处于全球较高水平。阿富汗经济部发言人拉赫曼也向媒体承认，达到劳动年龄的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49%，其中26%处于失业状态。由于大量国际援助终止、项目停摆，失业率正进一步上升。
萨比特指出，实际就业形势可能比官方数据反映的更为严峻。“随着外国机构、国际组织和发展援助项目大幅缩减，相关岗位明显减少，大量劳动力只能转向收入微薄、稳定性较差的非正规零工。由于非正规经济占比较高，数据统计体系又不健全，这部分群体的真实困境很难在官方失业率中得到充分体现。”
不少阿富汗家庭长期依靠海外亲属汇款维持生计。在毗邻伊朗的阿富汗西部边境城市赫拉特，哈扎拉族女孩莱拉目前在一所小学担任无偿志愿教师，她的大姐经营着一家美容院，却长期受到当地政府的打压。
莱拉一家的主要收入来源，是父亲在境外从事果蔬运输生意所得，每月净收入约为3万阿富汗尼（折合人民币3104元）。每次短暂回国探亲后，父亲都不得不再次出境务工。
海外劳工汇款长期以来一直是阿富汗经济的重要支撑，境外务工人员每年通过“哈瓦拉”（Hawala）等非正规汇兑系统汇回国内的资金，估计达到27亿至35亿美元。
“族里有条件的人大多选择出国，留下来的人只能在经济困境中勉强维持生活。”莱拉对澎湃新闻表示，当地哈扎拉人的就业空间受到较大限制，“政府体制内的岗位大多由普什图人担任，哈扎拉人很难进入公共部门获得一份稳定工作。”
从去年开始，伊朗和巴基斯坦持续遣返境内的阿富汗难民和非正规移民。大规模人口回流不仅进一步加剧了阿富汗国内的就业压力，也严重影响了该国的外汇收入。
在塔利班重新掌权之前，阿富汗就已是全球主要难民来源国之一，生活在境外的难民及寻求庇护者有超过300万人，绝大多数集中在伊朗和巴基斯坦。2021年政局发生变化后，阿富汗人的跨境流动进一步加剧。相关研究评估显示，2021年10月至2022年1月底，超过100万阿富汗人经西南部边境进入伊朗。援助机构估计，当时每天越境进入伊朗的人数约为4000至5000人。
出生于加兹尼省的莫娜经历了多次迁徙。作为一名阿富汗妇女权益倡导者，她在2022年收到一封恐吓信后决定前往伊朗首都德黑兰。在那里，她曾在一家咖啡馆担任咖啡师，同时参与电影拍摄。
在察觉到自己对面部护理与女性美容的浓厚兴趣后，莫娜报名参加了为期三周的线上技能培训。此后，她变卖了随身携带的黄金首饰，四处筹集资金开起美容店，在短短八个多月内还清了所有债务。
美伊“12日战争”后，有关阿富汗移民为摩萨德情报部门工作的传闻流出，加之当地媒体不断渲染阿富汗移民犯罪问题，伊朗社会的反移民情绪愈发强烈。随着伊朗官方以国家安全为由掀起大规模驱逐浪潮，莫娜被迫返回赫拉特，但很快又因为恐惧辗转前往巴基斯坦。
2025年10月，阿富汗与巴基斯坦边境摩擦加剧、双边关系骤然恶化，巴方随即启动对阿富汗难民的大规模遣返行动，莫娜不得不再次踏上返乡之路。这一次，她选择留在国内继续从事美容行业，并克服重重阻碍开设美容职业培训班，招收了40名学员。
据国际救援委员会统计，2025年约有320万阿富汗人从伊朗和巴基斯坦返回，其中不少人在两国收紧政策和驱逐行动下被迫离开。许多人返乡时身无分文，既没有任何资产，也缺乏身份证明，而接收他们的社区本就面临食品、饮用水和公共服务短缺的困境。2026年上半年，又有92.2万名阿富汗人从伊朗和巴基斯坦返回，相关数据显示，这一时期平均每天有超过4000人从巴基斯坦返回，另有约2350人从伊朗返乡。
邻国大规模遣返阿富汗人的行动带来了双重冲击：一方面，它切断或削弱了许多家庭重要的外汇收入来源。另一方面，大量劳动力在短时间内涌入本已趋于饱和的国内就业市场，进一步加剧了就业竞争。
萨比特指出，人口回流虽然在短期内带动了部分消费需求，但大批人口集中涌入，也给住房、医疗、教育和粮食供应体系带来了沉重负担，并直接推高了主要城市的住房租金。目前，阿富汗仍缺乏系统性的安置和就业承接机制，许多返乡家庭只能滞留在临时安置点。
“返乡人口进入城市后，租金上涨可能进一步挤压原有低收入居民的居住空间。”萨比特认为，返乡青少年的教育和安置问题尤其值得关注，“如果大量返乡青年长期处于失学、失业且无法接受职业培训的状态，可能增加社会治安和安全治理的不确定性，使经济与民生问题进一步演变为结构性的社会风险。”
当地时间2026年6月24日，阿富汗楠格哈尔省托尔哈姆，从巴基斯坦被遣返的阿富汗人员抵达阿巴边境零公里处附近的奥马里难民营，正从军用卡车上走下。这些阿富汗人在巴基斯坦收拾好行李后拖着箱子越过边境回国，随身携带全部家当，但往往缺少重启生活的关键物品：身份证。视觉中国 图
“双线”战火下的经济封锁
阿富汗的生存困境，与急剧恶化的周边地缘安全格局密不可分：在西部，美以伊战火已持续延宕逾半年；在南部，阿塔政府与巴基斯坦双边关系骤然恶化，边境交火与军事摩擦连绵不断，直接重创了两国之间的跨境商贸与人员往来。
作为一个工业和农业基础薄弱的内陆国家，阿富汗的国计民生高度依赖外部进口。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IFPRI）2026年发布的分析援引阿富汗国家统计和信息局（NSIA）的数据称：阿富汗进口额约占GDP的66%。
自2025年10月阿巴交火以来，两国边境持续动荡。巴方先后关闭托尔康（Torkham）和查曼（Chaman）两大主要贸易口岸，并封锁卡尔拉奇（Kharlachi）、安古尔·阿达（Angoor Adda）和格拉姆·汗（Ghulam Khan）等多条次要通道。
巴基斯坦不仅拥有2.5亿人口的消费市场，还是阿富汗商品进入印度市场的必经陆路通道。两国关系恶化前，巴基斯坦一直是阿富汗最大的出口目的地。封锁期间，数千辆满载阿富汗出口货物的卡车滞留在边境口岸，一些货物则在卡拉奇港延宕数周。大批农产品尚未运抵市场便已腐烂变质。阿富汗商会估算，边境每关闭一天，阿富汗贸易商遭受的直接损失便高达约250万美元。
进口受阻也影响巨大。“巴基斯坦切断运输路线后，物价随即上涨了40%。”赫拉特一家私营企业的物流采购经理阿卜杜勒·哈迪表示，口岸封锁后，当地一袋10公斤装大米的价格迅速从22美元飙升至39美元。
阿富汗此前至少七成药品依赖从巴基斯坦进口，但在塔利班政权副领导人阿卜杜勒·加尼·巴拉达尔于2025年底对巴基斯坦药品下达禁令后，相关供应链几近断裂。2026年5月，有坎大哈居民向媒体透露，当地原本供应充足的药品市场如今价格暴涨、假药泛滥，大量巴基斯坦药品甚至只能通过地下走私渠道高价流入。
阿巴关系恶化迫使塔利班政府实施“西进策略”，试图将贸易路线转向伊朗和中亚，并依托由印度投资开发的伊朗恰巴哈尔港出口货物。
海关数据显示，经巴基斯坦中转出口至第三国的阿富汗商品总额，从2025财年的4.54亿美元骤降至2026财年的700万美元。阿富汗商业部发言人阿卜杜勒·萨拉姆·贾瓦德·阿洪扎达去年11月对路透社表示：“过去六个月，阿富汗与伊朗的贸易额达到16亿美元，超过同期与巴基斯坦的11亿美元。”
萨比特坦言，经由巴基斯坦港口运输仍是成本最低的选择。但鉴于贸易通道很容易被用作政治施压工具，阿富汗不能过度依赖特定国家。
“伊朗的恰巴哈尔港是重要选择之一，可以帮助阿富汗连接印度及其他国际市场。阿富汗还应完善通往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中亚国家的公路和铁路，并进一步连接俄罗斯、土耳其和欧洲。通过中亚与中国建立铁路联系，也具有长期战略意义。阿富汗可以从中国经济发展中获得贸易、投资和技术等方面的外溢收益。”萨比特强调。
边境封锁之下，阿富汗并非唯一受害国。巴基斯坦西北部商会官员沙希德·侯赛因指出，仅在封锁后的第一个月，边境两侧贸易商每天遭受的损失便高达350万美元。阿富汗农产品供应中断，导致巴基斯坦部分蔬菜和水果价格上涨至原来的四倍。
在萨比特看来，巴基斯坦关闭边境造成了区域经贸上的“双输”。巴方不仅失去了部分阿富汗市场和药品出口份额，也切断了自身经阿富汗连接中亚能源产区和消费市场的最短陆路通道；与此同时，中亚国家也失去了一条向南出海的便捷走廊。
“这场危机迫使阿富汗开辟经由伊朗和中亚的替代通道，大幅削弱了巴基斯坦将边境口岸‘政治武器化’的筹码。”萨比特分析道，高昂的进口成本也在倒逼阿富汗建立本土制药等基础工业。尽管封锁与冲突在短期内造成了剧烈的物价上涨和民生危机，但从长远来看，这种被动调整正迫使阿富汗重塑供应链，向提高经济自主性和国家韧性的方向转型。
2026年2月爆发的美以伊冲突又使阿富汗的“西进计划”陷入困境，并进一步加大了出口压力和通胀上行风险。
据阿富汗工商会（ACCI）反映，战事对经由恰巴哈尔港开展的过境贸易造成了毁灭性冲击。商会领导层成员汗·简·阿洛科扎伊2026年3月证实，大量承载阿富汗货物的船只滞留港口。在严重的港口拥堵和军事冲突威胁下，港口运转陷入停滞，装卸作业被迫中断。
此外，为优先保障国内供应，伊朗出台了严格的食品出口限制措施。考虑到此前伊朗和巴基斯坦合计占阿富汗食品进口总量的比例超过42%，在进口食品供应中断、物流受阻和需求上升等多重因素推动下，阿富汗通胀率继2025年录得3.6%的年均水平后，于2026年3月升至7.6%。
法蒂玛算了一笔账：“一袋40斤的大米售价3800阿富汗尼（393元），一袋优质面粉约2500阿富汗尼（258元），质量差一些的面粉也要1600阿富汗尼（165元）。肉类最低500阿富汗尼（51元）起卖，分量只够一个人吃，普通家庭真的很难经常吃肉。”
农业生产面临的压力也在持续累积。阿富汗土壤天然肥力不足，小麦种植高度依赖磷酸二铵（DAP）、尿素等进口化肥。随着地缘冲突延宕，化肥价格大幅上涨。如果农户为控制成本而减少化肥用量或缩减播种面积，下一生产周期的小麦产量可能下降，进而加剧粮食自给缺口和农户债务负担。
如果战火持续，阿富汗面临的输入性通胀还可能从居民餐桌蔓延至整个产业链。在燃油衍生品、塑料、包装材料、建筑钢材和农业化肥等关键生产资料方面，阿富汗对伊朗进口存在高度依赖。随着伊朗炼油、石化和冶金等重工业产能因战事受损，上游工业原材料供应中断、运输成本飙升，阿富汗本土企业的生产成本被大幅推高。
美以伊战火的外溢效应，在阿富汗边境地区表现得尤为明显。与建筑项目仍较活跃的喀布尔相比，西部边境城市赫拉特的建筑业已近乎全面停滞。聚集在赫拉特街头等待揽活的20多名日结工无奈地向媒体表示，由于伊朗最大的两家钢铁厂遭到美以多轮空袭，其主要工业城市遇袭后整体产能也大幅下滑，钢材等建筑材料供应中断，赫拉特如今几乎已“无工可打”。
在回流人口持续增加、外部援助不断减少和地区局势动荡等多重因素制约下，世界银行预计，阿富汗2026年的经济增长率将放缓至4%左右，甚至可能更低，具体幅度取决于中东冲突延续的时间及其严重程度。
当地时间2026年7月29日，阿富汗坎大哈，农民处理收获的无花果。无花果种植者在坎大哈沙瓦利科特地区采收果实，当地果园为许多居民提供生计。农民称产量有所增加，但因出口受限影响了价格和销售，希望开拓更广阔的市场。视觉中国 图
经济困局为何难解
在地缘局势进一步动荡之前，外部援助的断崖式锐减与制裁引发的金融封锁，已经成为制约阿富汗战后经济复苏的主要症结。
在2001年至2021年的20年间，阿富汗年均获得超过40亿美元的国际援助和发展资金，这些资金甚至在2019年承担了该国约75%的公共财政支出。
2021年塔利班重掌政权后，西方主要捐助国以担忧其治理能力、女性权益遭系统性剥夺以及缺乏政策协调机制等为由，大幅削减或冻结了对关键发展项目的资助。2025年年初，美国进一步暂停了对阿富汗的人道主义援助资金，这笔资金此前占据阿富汗所获人道援助总额的约45%。
进入2026年，阿富汗的人道主义需求与应对计划实际仅募得2.69亿美元资金，资金缺口高达14.4亿美元。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监测数据显示，当前阿富汗有四分之三的家庭无法稳定获取粮食、卫生设施、安全饮用水、基础医疗或体面住房等生存必需品；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统计指出，该国约有350万名5岁以下儿童营养不良，2026年营养不良儿童人数的增幅更是创下历史新高。
在外部援助锐减的同时，美军撤离后华盛顿对塔利班施加的严厉单边金融制裁，以及对阿富汗中央银行海外资产的全面冻结，进一步掐断了该国的外汇收入。阿富汗央行估算，目前仍有约95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被扣留在海外，其中约70亿美元此前存放在美国境内。
2022年，华盛顿将冻结资产中的35亿美元划转至瑞士的“阿富汗基金”。据萨比特了解，该基金由专门的管理委员会代管运营。单从资产管理的维度来看，该基金运作总体稳健，截至目前的累计投资收益已达到7亿美元。
“外汇储备对阿富汗经济具有两项核心作用：一是稳定阿富汗尼汇率，二是支持进口贸易和跨境支付。海外资产被冻结，加之国际金融限制，使阿富汗央行难以正常调节外汇市场，也导致商业银行与境外代理行的联系大幅中断，削弱了正规银行体系的国际结算能力。”萨比特说。
他表示，国际人道主义援助带来的美元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阿富汗的外汇短缺。由于塔利班限制在国内使用外币，援助机构通常需要将美元兑换为阿富汗尼，部分美元因此经由商业银行流入央行，用于支持进口贸易。不过，由于正规的国际支付渠道受阻，大量跨境交易转向以信用关系为基础的“哈瓦拉”地下汇兑网络。
“‘哈瓦拉’虽然维持了部分贸易和资金流动，却难以得到有效监管，也增加了洗钱和非法资金转移的风险。资金长期滞留在非正式体系中，既不利于政府征税，也使商业银行难以将存款转化为企业贷款。因此，冻结海外资产带来的影响不仅是外汇流动性不足，还包括推动非正规经济扩张、压缩企业融资空间，并削弱金融体系支持投资、生产和就业的能力。”萨比特分析道。
此前，美国曾划定解冻瑞士“阿富汗基金”的先决条件：阿富汗央行必须引入具备专业资质的独立技术官僚掌舵，彻底驱逐塔利班高级政治人员，以保障央行运作免遭政治意志的干预与绑架。然而在2024年7月，塔利班最高领导人任命了身受美国和联合国制裁的努尔·艾哈迈德·阿迦出任央行代理行长，接替此前同样身处制裁黑名单的希达亚图拉·巴德里。
萨比特认为，为推动受制裁资金解冻，最可行的办法是任命未受制裁的专业人士管理央行，同时建立可信的第三方监督机制，确保央行遵守反洗钱、反对恐怖主义融资等国际合规标准。阿富汗央行应保持必要的机构独立性，避免受到政府日常财政需求和政治权力的直接干预。
“相关制裁主要针对塔利班及其成员，并非直接针对阿富汗所有银行。但国际金融机构担心阿富汗银行与受制裁人员存在关联，因此普遍不愿与其合作。这使其他未被直接制裁的阿富汗银行也难以参与国际支付和结算，企业无法获得充足信贷，外国投资者同样难以将资金汇入阿富汗，或将投资收益汇出。”萨比特说。
援助骤减、银行业受限，加之外国投资不足，使阿富汗几乎失去了稳定可靠的外部融资来源。不过，塔利班政府也在通过加强关税征管、提高矿产资源特许权使用费等方式扩大财政收入。
综合世界银行报告及塔利班官方披露的财税数据，2021年9月至2026年5月，阿富汗国内累计财政收入达到137亿美元。若计入最近两个月，这一总规模预计已攀升至约140亿美元。财政征收呈现阶梯式增长态势：从2021年最后四个月的4.2亿美元，逐年攀升至2022年的22亿美元、2023年的27亿美元、2024年的34亿美元，并在2025年达到约40亿美元的高位；塔利班最新公布的2026年第一季度国内财政收入达到9.4亿美元。
由于塔利班大体保留了前政府的税收和海关体系，同时通过签署数十份涵盖黄金、煤炭、铜和铁等资源的采矿合同，国内收入来源获得了进一步扩大。然而经济学家指出，由于财务透明度有限且缺乏独立监督，外界很难核实该政权的实际收入规模，采矿领域的收入尤为如此。
在谈及塔利班的经济治理成效时，萨比特指出塔利班高层总体缺乏专业经验，但继承了前政府已经建立起来的行政和技术体系。在海关、中央银行等机构中，仍有大量前政府时期的中基层技术官僚和技术人员留任，维持着机构的日常运转。
“塔利班值得肯定的一点，是没有彻底破坏这些机构，但也没有看到他们提出新的经济方案。”萨比特说。
他同时坦言，阿富汗当前的经济困境并非完全始于2021年，而是历史遗留问题、外部冲击和塔利班政策共同作用的结果。
2010年至2013年，萨比特曾在阿富汗国有帕什塔尼银行担任首席执行官，参与银行体系的现代化改革。他回忆道，当时阿富汗已经出现私营银行，但民众根深蒂固的观念认为经济事务应由政府负责，对国有银行的信任程度更高。期间，他曾试图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合作推动国有企业私有化，但相关计划遭到议会和社会各界的抵制。很多人担心私人经营者会侵占或滥用国有资产，表明当时的社会观念尚未完全适应市场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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